因此，法（理）学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和限度的自觉和反思，是法（理）学成之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法（理）学不断走向成熟发展的基本方式。

这一立法背景应成为透视我国《合同法》整个缔约方式制度的一把钥匙。（五）预约—本约方式 此种缔约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当事人在缔结本约之前先订立一个不具有实质性给付意义的预约，或虽具实质性给付意义但与本约的实质性给付并不相同的预约。

我们应该以编纂民法典为契机对我国合同订立制度进行体系化反思和完善，从而走在世界合同法制的前列。缔约方式自由的规则构成可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缔约方式典型类型列举主义，即法律不对缔约方式进行限制，本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思路，似乎也可推断出缔约方式自由的结论。[3]显然，要约承诺方式与口头书面形式分属不同范畴。[20]在正常交易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交易指令在时间上往往不分先后，交易指令发出后就价格匹配的部分可以自动瞬间成交，这完全符合交叉要约的特征。【摘要】 缔约方式与合同形式实属两个不同范畴，应区分使用。

我国便应该是在学习借鉴上述法例时存在误解才会有《合同法》13条的封闭性规定。我国合同法就以上典型缔约方式均采用了程序性的合同成立判断模式。但是，由于阿洛的疏忽，一行人进山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国徽被窃。

换言之，执行在法治的群众路线中的实质并非简单的国家暴力，而是对潜藏在群众中的人民性进行唤醒、塑造与激活摘要：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展现了一个多元秩序并存的中国基层法治语境。这股机构精简浪潮的宗旨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职业化的审判模式，改变以往像老冯这样不规范的派出法庭工作方式。影片中，这个宗族大家庭履行着一个小型文明社会的各项职能，包括政治、经济、婚姻、宗教与安全。

老冯此次入山的任务是处理法院已经受理的三个计划案件。如果以广义的规范性的行为方式来定义法的话，那么，我们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状态本就是社会的真实状态——法律多元。

当老冯在村寨里进行偷国徽是犯法的普法宣传无果后，一行人只能求助摩梭人长者阿妈。精英与大众、知识与习惯、审判与调解的区别使得法治精英和基层群众之间在精神上日益分离，这一倾向更是导致大规模的派出法庭撤并，从物理层面割裂了基层法官与群众的联系。这种竞争现象特别体现在影片中的三个突发案件中。同意的政治社会 法律执行的本质是群众达成普遍同意的过程，与基层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

4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载《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卷。作为国家法官的老冯，随着大山的深入也越来越无能处理这些案件，最终以阿洛的私奔、杨阿姨的退岗、老冯的丧命而终结。从2000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对繁多的派出法庭进行撤并，城郊乡镇的派出法庭合并至市区一级。法律的执行正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治理者深入局部人群之中，通过耐心的宣传、协商等政治方式来塑造同意。

我们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状态本就是社会的真实状态——法律多元。由此，基层法治的群众路线不仅要实现大国的多样化的治理，同时还有赖于细心呵护群众的善良风俗。

5毕克尔:《同意的道德性》，徐斌译，中国政法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22页。否则，阿洛式的法治引来的只是公民抗命——鸡尾寨的彝族人不打官司来抗议公家人的行为不正是现代的公民抗命表现吗?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职业伦理基础不断瓦解。

至于李二要求的法事诉求只能变通地由喇嘛们解决。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标的本质是执行的完结。法律多元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审慎，甚至以略带保守主义气息的态度来面对法治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猪拱罐罐案并非由法律规范解决。纵观影片，随着老冯不断深入大山，国家的力量也越来越弱。[2]来自基层社会的信息阻隔的典型表现是审判法官无法知晓具体的社会事实与群众诉求，只能局限于立案文档裁剪之后的法律事实。

除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之外，影片中的三个村寨同时存在着传统习俗与长者权威。换言之，执行在法治的群众路线中的实质并非简单的国家暴力，而是对潜藏在群众中的人民性进行唤醒、塑造与激活。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基层社会的信息收集汇总至决策层并实时反馈，从而保持了基层治理的灵活性与契合性。但近年来，基层法院阻隔了群众信息的反馈。

在影片的开场，这位被通知因为法官职业化的需要而退岗的基层干部，眼神中充满着疑惑;在影片的结尾，这位回归的基层群众，眼神不再疑惑，而是充满了期待——期待着阿洛能够理解老冯，期待更多老冯这样的基层法治工作者来到身边。甚至有时只能拿晚上的时间来阅读卷宗。

老冯与阿洛之间的新与旧、父子矛盾冲突所表达的，正是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面临的国家法中心主义与法律多元主义之间张力的缩影。如果说，真正的法治建设在人民的心中，那么，基层法治建设不仅仅是人的改造，还是对人民的具体生活的探求、融入与升华。尽管最后的法事诉求只能通过喇嘛庙来满足，但可以说，在此，其他秩序只是国家法律的补充。与《秋菊打官司》等改编自小说的法律电影不同，《马背上的法庭》基于真实的法律新闻改编，采用了纪实的创作手法。

以此为样本，本文针对影片所反映的、以剧中人物阿洛为代表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精英法治观进行批判，秉持传统政法践行的中国法治群众路线，通过审执合一的派出法庭模式深入群众，完成了以同意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

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影片当中，从矛盾之中探析中国基层法治在现代化转型中所丢失的源头。在执行过程中，村民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着治理权的妥协与同意;规矩、法律在道理的相互妥协中理解对方，同意对方。

进入专题： 法治群众路线 。在当前顶层设计缺失的情况下，各地的擦边球实践在一定程度完成了基层治理目标。

从执行视角重新理解老冯的基层司法实践，我们明白了老冯的法治为什么扎根于真实的人民群众生活。鸡肚寨的国徽盗窃案之所以成为故事的转折点，就在于案件的解决到底是依赖于摩梭人的母系组织机构，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司法组织。显然，在老冯看来，国家的正式法律在这场秩序正当性争夺战中彻底失败了。在西南少数民族山区中，法官老冯、阿洛与杨阿姨组成巡回法庭，穿梭于鸡头、鸡肚与鸡尾三寨，解决村民诉讼与纠纷。

与宗族秩序一样，国家法律显得更加具象化、人格化。老冯的基层司法实践以一种尊重真实社会的保守主义态度来重建政治共同体，法治的群众路线在于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国家与人民生活融为一体，熟知并尊重每一个传统习俗。

这样一来，失去组织渠道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完成基本的司法功能。案件的执行不仅仅具有实现正义的司法意涵，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

不仅仅是国家法律与群众生活相脱离，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基层群众的组织关系也面临着断裂。由此，群众逐步自觉地成为守法的公民，继而形成统一的公民，成为人民。